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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銘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 （汪精衛政權）
任期 1940年3月20日－1944年11月10日
继任	陳公博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4任行政院院長
任期 1932年1月29日－1935年12月16日
前任	孫科
继任	蔣中正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中國國民黨第1任副總裁
任期 1938年4月1日－1939年1月1日
總裁	蔣中正
前任	職務設立
继任	陳誠
个人资料
出生	光緒九年（1883年）3月28日  大清廣東省三水县（今属佛山市）
逝世	1944年11月10日(1944-11-10)（61歲）  大日本帝国名古屋市
墓地	南京市梅花山（已毀）
国籍	大清（1883－1912） 中華民國（1912－1940） 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1940－1944）
政党	中國國民黨（1919年－1940年） 汪精衛政權（1940年－1944年）
配偶	陳璧君
亲属	父親汪琡
儿女	汪文嬰 汪文惺 汪文彬 汪文恂 汪文悌
母校	日本法政大學
职业	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政權
学历 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畢業

汪兆銘（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表字季新，別號精卫（亦為其筆名），歷史多沿用其號，稱其汪精衛，中國近代政治家、革命家、诗人、中華民國開國元勳。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柯桥区），生于广东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清末秀才、官費留學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

青年時曾經參與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1910年，因為謀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敗被捕判終身監禁；翌年辛亥革命後獲釋。早年擔任孫文的秘書及文膽，孫文逝世後，歷任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行政院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及中國國民黨副總裁等。直到中國抗日戰爭初期，是蔣中正的主要政治對手之一，後來與日本合作，謀求和平建國，建立親日「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

家庭背景

• 曾祖父汪炌（1756-1832），嘉庆、道光年间幕游皖、湘、赣、粤各省，先后做过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两淮盐运使曾燠的幕僚，为山阴汪氏游幕广东之始。


• 祖父汪云（1786-1844），汪炌长子，道光二年（1822）乡试举人，1835年选授浙江遂昌县训导，并执教于妙高书院。


• 父親汪琡（1824-1897），汪云第四子，字玉叔，号省斋。先后在茂名、陆丰等地为幕僚。

早年經歷

汪兆銘是汪琡的填房吳氏所生，是汪琡的第4個男孩，也是第10個孩子，那年汪琡已經62歲了。汪琡是個落第秀才。汪从3岁起，随父来往于曲江、英德县署，在英德居住了4年。後來汪琡棄文從商，他見這個小兒子異常聰明，就特別重視教汪兆銘讀書，5歲時就開始教他認字。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汪兆銘8、9歲時，就基本可以讀書了。汪琡晚年由於年老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的小字，就讓汪兆銘每天為他朗讀王阳明的《传习录》，背诵默写陶渊明和陸游的诗^[1]:3，無形中培养出汪兆銘演讲口才。1895-1896年，汪兆铭先后丧母丧父。此时他不足14岁，只得随兄长汪兆镛客居粤北的乐昌县，由于父亲去世没有留下遗产，衣食住完全依靠长兄，为了减轻长兄的负担，17岁的汪兆铭在县城的一个私塾里当老师教书，后戏称自己曾是“子曰先生”。1899年，汪兆铭师从三哥汪兆钧的外舅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

1901年返回广州与兄汪兆镛一同参加番禺县试，原本汪兆镛第三，汪精卫第一，但县令钱璞知道二者为兄弟关系后将汪兆铭改为第三。在府试时，汪兆铭考得第一。二哥死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聘请汪兆铭担任家庭教师，汪兆铭以此收入养家糊口。

留學

1904年，遵照清廷旨意，两广总督岑春煊下令选考留日官费生。家道清贫的汪兆铭得知消息非常高兴，于是约请朱执信、古应芬、胡展堂、李文范、陈融、叶夏声、孔昭焱等一批广州秀才前去报名，参加官费留日考试，结果他们都被取录^[2]:23。同年9月，他与胡展堂、朱执信等前往日本成為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費留学生。学习之外，汪精卫还从事译书工作，包括日本的《法规大全》等书，每月收入60元。期间，汪兆铭对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还存有好感，曾前往横滨拜访梁启超，希望中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富强起来，并因此十分崇拜西乡隆盛和胜海舟。他曾说“我每一次到神田一带的书店里去的时候，总不忘记搜集与这两位伟大人物有关系的著作。星期日到上野公园去，总尽量眺望着西乡的铜像”，认为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明治维新不会有那样好的成就”^[2]:25-26。

年輕時的汪精衛

1905年7月，通过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与兴中会会员发生联系。当月下旬，汪兆铭与朱执信在东京神田錦輝館（日语：錦輝館）进谒孙中山，孙中山的演讲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汪兆铭于是加入加入同盟會。7月30日，汪兆铭在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参加同盟会筹备会，与黄兴、陈天华、马君武起草会章。8月20日，在日本众议员坂本金弥（日语：坂本金弥）家召开的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汪兆铭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成為孫文助手。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的「精衛」為笔名，曾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革命的决心》、《革命决不致招瓜分说》、《再论革命决不致招瓜分之祸》。对此，两广总督岑春煊非常不满，派人前往日本要求汪精卫停止革命活动被拒。岑春煊于是要求在其幕府工作的汪兆镛为汪精卫定亲，返粤和刘氏女结婚。汪精卫接到来信后，以“家庭罪人”名义复信称：“事已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俾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汪兆镛接到信后宣布“驱逐逆弟永离家门”，送状子至番禺县报告存案，解除了与刘氏女的婚约。革命党人因此对汪精卫表示赞赏^[1]:12-13。

汪精卫

1906年，汪精卫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成绩从法政大学毕业，开始随孫文游走越南、马来亚等南洋各地以设立同盟会分会，策划在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同年7月，汪精卫与张永福、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汪精卫侧重从革命理论方面回击康梁。当年，汪精卫返回香港。1907年3月，清政府施压使日本驱逐孙中山。孙中山率汪精卫与胡汉民离开日本，前往南洋筹款。从1907年至1909年，汪精卫奔走南洋各地，足迹遍布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仰光，组织分会一百多处。汪精卫擅长演说，有很强的煽动性，往往未登台前会场已座无虚席，汪登山讲台后全场鸦雀无声，讲至精彩处掌声如雷。胡汉民后来评论到“余20年来未见有工于演说过于精卫者。”马来亚槟城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因其演说成为汪精卫的崇拜者，为此还认购了《中兴日报》的股票。1908年，二人在同盟会会员吴世荣家中结识。陈璧君因富贍文采，成為孫文秘書，亦是其文告捉刀人與革命事業得力助手。 1909年，汪精卫与陈璧君一同转赴日本^[1]:14-15。

歸國行刺

当时，革命党人在中国多次发动起义，屡次失败。1909年3月，清廷宣布预备君主立宪，东京同盟会会员沮丧情绪增加，意志消沉。5月，同盟会内的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等在同盟会搞分裂活动，攻擊孙中山将捐款中飽私囊，发表《孙文罪状》，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并刊印传单攻击“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借此机会，保皇党大做文章。11月，《南洋总汇新报》发表该传单并攻击革命党。梁启超等保皇改良派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汪精卫为此大受刺激，灰心丧气^[1]:16-17。

为了回击保皇派，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约请在日本的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陈璧君、罗世勋等由香港潜入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次劝阻，汪仍自行其是，并为此反复与之辩论。9月，黄复生与但懋辛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12月，汪精卫和陈璧君、黎仲实等由香港前往北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组织秘密机关，开设照相馆为掩护，又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活动场所。最初选择的暗杀对象是庆亲王奕劻，但因其戒备森严，未能得手。后试图刺杀从欧洲考察海军归国的载洵、载涛。二人携带盛炸药的铁壶在东站等待，因戴红顶花翎的人太多，汪精卫等人无法认出而未下手。最后决定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1]:21-22。

2月21日，汪精卫在北京后海北岸的银锭桥埋设炸弹，再敷设电线。电线太短不够。第二天添购电线，晚12时下桥。喻培伦发现有人蹲在桥上观察，告诉汪精卫躲避。黄复生见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认为秘密暴露，匆匆赶回东北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喻培伦赴东京购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留守北京，等炸药到后再谋进行^[1]:22。

当时清廷因为此案满城风雨，传出各种流言，普遍认为是公族之间倾轧斗争所致，有说溥伦想篡位，有说是庆亲王奕劻与肃亲王善耆有矛盾，想中伤善耆，因为炸药的纸上写有“伦敦”字样，也有说是载洵、载涛从英国带回的。清廷如临大敌，出动了所有密探，密布于客棧、餐廳、酒樓、茶馆、妓院、劇場等，力求尽快破案。4月16日，汪精卫与黄复生在东北园谈话后，二人与罗世勋分别被捕。孙中山在纽约闻讯后极为关心和痛心，对身边人表示“昨汪精卫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1]:22-23

汪精卫狱中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他引用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立宪的历史，指责清廷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无法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了不牵连黄复生，否认黄复生知道自己的意图。他还为此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在审理汪精卫等政治犯的过程中，清廷举棋不定。包括摄政王载沣、法部尚书廷杰、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在内的官僚主张判处死刑。期间，同盟会领导人千方百计设法营救汪精卫。当时同盟会会员程家柽在民政部尚书肅親王善耆家任教师，对善耆做工作说：“国家如枉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2]:60在审理中，善耆也对汪精卫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载沣同意其意见，改判終身監禁。汪精卫一案，清政府没有株连他人，审讯时不用下跪，饮食得体，可以将日常衣物送入狱中穿戴，并一人一室，行动自由。汪精卫“终日披卷吟诵，颇觉安逸”。善耆经常到狱中向汪精卫嘘寒问暖软硬兼施，并赠以图史百余帙，试图使汪变更革命决心，曾为此将他带到法场对他进行逼迫。善耆常在狱中与汪谈论天下大事，讨论诗歌^[1]:23-26。贝子溥伦也曾到监狱探望，改善了他在狱中的生活条件。汪精卫在监狱中得知黄花岗起义后亦曾写诗祭奠^[2]:60。

自此之后，汪精卫对善耆十分感激，而其精神状态也发生重大改变，诗词风格由高亢激昂逐渐趋于低沉消极，有“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诗句，视革命黨人与清廷的鬥爭为「煮豆燃萁」（兄弟鬩牆）。肅親王在大連病逝後，汪精衛曾前往慰弔，並對張學良說：「我當年被捕，是肅親王審的。要殺我，肅親王可以殺，肅親王沒殺我。但肅親王就跟我講啊，說：『你們這革命呀，當然啦，你們是有原因的，看我們清朝太壞了。唉！假如你們成功啊，我看你們也不能強過我們什麼的。』他這句話所說的應驗了，我們今天成功了，真是還不如人家前清，弄得這麼糟糕！」^[3]

武昌起義之后，1910年10月30日，清宣統帝“下诏罪己”后，政治犯得到赦免，11月6日，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黄被释放。

辛亥革命

汪精卫獲釋後，与袁克定结识，后与之结拜为异姓兄弟。在袁克定的引荐下，汪精卫于锡拉胡同袁世凯住宅与之会面，每天晚上饭后7点或8点会见袁世凯，11点或12点离开，为其讲解民主立宪的本质，汪精卫还推荐同盟会会员魏宸组为袁世凯深入讲解，“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不易”，汪、魏说“中国非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11月15日，汪精卫与日本法大速成班时期的同学和好友杨度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总部设于天津^[2]:65，11月18日于天津《民兴报》发表《国事共济会宣言》，称“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发生，国中遂分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党”，于是主张成立国民大会，将两党不同政见，诉诸民意，“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革命党喉舌对此发表了题为《无聊之共济会》，逐点批评了国事共济会的宣言和章程，“即如汪兆铭，亦鼓吹革命有年，乃党人之有学识者....竟感虏廷不杀之恩，而为彼满皇说法乎？”11月27日汪精卫赴天津，筹组京津同盟会分会，直接管辖暗杀部，后受袁世凯示意组织黄复生暗杀了良弼。12月5日，该会宣布解散。载沣下台，清廷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后，委托唐绍仪为总代表，汪精卫等人为参赞，參加南北議和。期间，汪精卫与南方黄兴保持书信联系，沟通南北。

南北和谈开始后，汪精卫前往武昌与黎元洪会面，后来到上海。作为北方总代表伍廷芳手下的四名参议之一^[4]，他在上海伍廷芳的寓所——一观渡庐与唐绍仪研究对策，而且“差不多每天都有密电向袁世凯报告南方的一切动态”，因此有人称汪精卫为“政治两栖动物”^[2]:71。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26日，汪精卫出席了孙中山召开了同盟会领导人会议，主要讨论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反对称：“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汪精卫与黄兴、胡汉民、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等认同孙中山意见，遂决定采用总统制。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汪精卫等人还根据孙中山指示的精神，起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2]:72。孙中山起初反对议和，认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1月11日自任北伐总指挥，以黄兴为陆军参谋长，举行北伐。汪精卫对此表示极力反对，认为“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并指责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中山在各方面舆论包围和革命党人的催促下不再坚持己见。胡汉民后来回忆他与汪精卫二人劝阻孙中山，“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

1911年底到1912年初，中国北方的革命党多次在通州、滦州、任丘发动武装起义，汪精卫以同盟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派人四处劝阻，强调“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应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北方革命党人则指出停战范围不包括京、津、保地区，且“我虽停止活动，彼（袁世凯）仍逮捕枪杀，奈何？”汪精卫回复“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袁世凯以党人起事责问汪精卫时，他则说“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1]:31-32

1912年宣統退位、袁世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汪精卫曾發誓不當北洋政府的官員、議員。孙中山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汪精卫曾力辞广东都督一职，表示“革命成功了，应该让有学问的人去担任国家重任，我过去为革命没有读书，现在应该让我出国求学。”2月，汪精卫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在上海组织“进德会”，力图改变社会风气，提倡“八不主义”，“六不主义”，倡导“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吸烟”， “不纳妾”。2月21日，汪精卫与蔡元培、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昭文、黄恺元、王正廷、唐绍仪受南京临时政府特派，一同乘船北上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4月，汪精卫还与蔡元培、李石曾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认为：“今共和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应“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但是留学费用昂贵，“其事甚难普及”，为了推广留学的方法，向欧洲“民主民智先进国”学习，“节俭费用”，养成“劳动朴素、勤洁苦学之风”，所以成立该会。同年4月，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学校^[2]:80-81。

当年春，汪精卫和陳璧君在上海結婚，并前往广州省视兄嫂。8月辞去一切政务，经南洋赴法國学社会学与文学。汪精卫途中浏览了马来半岛的太平山、印度洋，创作不少诗歌译作，他在诗歌中表达了不过问政治的倾向，对斗争表示厌倦^[1]:33 。

中年經歷

二次革命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爆发。汪精卫得知后于6月2日和蔡元培回到上海，后与张謇、赵凤昌商谈停战条件，主张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暂不撤换四省都督，宋案以法律形式解决，追究应止于洪、应二人。张謇认为汪精卫“可亲可爱”，6月13日给袁世凯写信夸汪精卫“明达事理，能顾全大局”，建议袁世凯：“即电请汪、蔡人都，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袁世凯于6月16日复电曰：“倘伟大（指孙中山）果有意休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精卫达者，已托燕孙转约北上。”不久，袁世凯给汪精卫写亲笔信请他北上，称“如惠然肯来，以罄心曲，必于国事有所裨益。”^[2]:82-83

6月10日汪精卫前往广州呼吁革命党人放下武器。7月中，二次革命正式爆发，汪精卫返回上海，心情极为沮丧，声称“余生可厌，死所未获”^[1]:33-34，由于战争已成既成事实，汪精卫发表电文，声讨袁世凯，支持讨袁战争。7月19日，他与唐绍仪、蔡元培联名致电袁世凯，促其辞职。同日，他又与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等创办《公论晚报》，刊登讨袁文章^[2]:83。

革命失敗後，亡命法國与蔡元培比邻而居，入法國里昂大學攻讀社會學。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多集中在蒙达尔纪城，汪精卫与蔡元培、李石曾热心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每星期前往讲述中西学术^[2]:87。其間袁世凱、袁克定父子通过朱芾煌汇来三千元给汪精卫和蔡元培，后邀请他们回國任高級顧問被拒絕。汪精卫與吴稚晖在巴黎时，曾經有一次，吳氏手裡捧著一頂軍帽，很嚴肅地獻給汪氏，他說：「你戴上吧！今後要革命，要救國，要實現主張，要貫徹主義，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為一個軍事家，來領導同志。你如能挺身以當大任，我第一個就願意向你磕頭。」當時汪氏表示他對軍事沒有興趣^[5]。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后，汪精卫与陈璧君回国參加「護法運動」，将子女寄托给在波尔图的蔡元培照看。

1917年7月，孙中山离开上海开赴广州组织护法运动，命汪精卫回国，汪精卫由法国经英国、芬兰和西伯利亚返国。此时，俄罗斯帝国处于革命前夕。汪精卫亲身感受到俄罗斯人民反战情绪。1919年，广州军政府任汪精卫为巴黎和会南方代表，汪精卫对军政府不感兴趣，没有接收，并再度赴法。

汪兆銘年少時期相貌英俊，被普遍公認為是美男子。1918年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前天乘着湖專車到斜橋，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經農、莎菲的先生（老師）Ellery，叔永介紹了汪兆銘。1918年在南京船裡曾經見過他一面，他真是個美男子，可愛！適之（胡適）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6]。

任职广州

1920年10月，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第四次回国。1921年，孫文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出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此为汪精卫首次出任政府官员。他对广东政局颇为不满。1922年5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前往惠州劝陈炯明回广州担任陆军总长协助北伐被拒。后汪精卫多次前往劝说无效。后来，陈炯明反叛。同年，孙中山的北伐对象直系吴佩孚、曹锟制造舆论，主张“孙吴合作”，派人前往上海迎孙北上，遭孙中山断然拒绝。孙中山派汪精卫前往奉天，与张作霖联系企图利用奉系势力打击直系。同年，陈独秀、李大钊多次与孙中山会晤，处境艰难的孙中山开始考虑与苏联合作。9月、11月、12月，孙中山在上海三次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问题。汪精卫赞成改组，但对共产党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持有异议，认为这样做，就好比《西游记》上的孙行者钻进熊精的肚子裏翻觔斗、使金箍棒，熊精如何消受得了？但孙中山的态度坚决，甚至宣称要组织新党，或孫中山本人自己加入共产党。汪精卫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并积极办事。在第二次会议上，汪精卫与胡汉民成为国民党改组宣言的起草人。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汪精卫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以参与改组国民党本部的事宜。在国民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汪被指派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推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99-105。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汪精卫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身份作审查报，广东代表方瑞麟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登台驳斥。汪精卫态度鲜明地支持了李大钊，并说过去吴稚晖、李石曾、张继都是无政府党人，“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廖仲恺也发言表示“共产党的加入“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方瑞麟的提案于是被否决。汪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任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傳部部長。7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汪精卫为委员之一，进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此时，汪精卫在解释三民主义时说“三民主义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而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非资本主义最坚决最有力的国家，所以中国革命应该联合苏俄，这是联俄的真意义。……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拿什么去联俄，我们可以答道：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与共产主义的苏俄，都是反帝国主义的，都是非资本主义的，所以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在农工政策方面，汪精卫认为要点是党与政府应该唤起民众，为民众的利益奋斗，民众应该服从党与政府的指导，结合成国民革命的基本势力^[1]:50-51。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商议，令胡汉民留守广东，汪精卫以孙中山的中文秘书名义随行，同行的还有宋庆龄、戴季陶、孙科、李烈钧。11月17日一行人先到上海，孙中山命汪精卫先前往北京，做好事前布置，自己前往日本后再赴北京。21日，汪精卫抵达天津，并向报界发表谈话。12月5日下午，孙中山在汪精卫、李烈钧、邵元冲、孙科等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对其表示答谢。31日，一行人抵达北京。孙中山病重后，指定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陈友仁、李大钊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为首席发言人，在许多场合代表孙中山讲话。汪精卫讲话指责段祺瑞执政府善后会议有欺骗性。3月1日，汪精卫出席国共两党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2]:114-115。

1925年2月，孫文临终前预立三份遗嘱，分别是《孫文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苏联遗书》。孙中山去世前，汪精卫陪伴左右，曾表示害怕在自己死后他们要不因害怕危险被“敌人软化”要不则遭敌人“加害”闭眼不再说话。汪精卫于是表示不怕危险，不会被敌人软化请求孙中山为其指明“怎样向前去奋斗”，并表示自己预备好了几句话，可读给孙中山听，如表赞成便签字畫押。孙中山表示同意。汪随即取出一张纸，低声慢读“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张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当天，孙中山没有签字。3月11日，孙中山意识到了自己不久于人世，在遗嘱上签字^[2]:116-117。3月12日，孙中山去世。由于奉行“天下为公”，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孙中山并没有在遗嘱中提及接班人，也没有口头交代。此时，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三人为国民党元老，很有资格接班。但廖仲恺由于左倾，且比较激进，遭到右派反对。胡汉民代行过大元帅一职，接班条件明显，但由于立场右倾，又遭到左派反对，且人缘不好，威信不高。汪精卫一方面得到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处世表现得调和折中，右派较为接受。孙中山垂危之际，汪精卫在北京主持临时政治会议，讨论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和政府的领导体制问题，决议将广州大元帅府改为合议制，胡汉民接到电报后主张组织一个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廖仲恺、汪精卫表示同意。5月，汪精卫离京南下。8月到达汕头。

国府主席

1925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成立，汪兆銘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繼續執行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胡汉民嫌疑重大，许崇智和蒋介石主张杀之，汪精卫由于和胡私交很深，认为胡“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允许其离开广州，以赴莫斯科考察的名义将其驱逐出国。接着，在蒋介石的要求下，汪精卫以军委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让蒋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全权处理粤局”，合法地解除了许崇智的武装，合法将其驱逐，蒋介石于是趁机一跃而上，开始对汪精卫构成威胁。汪精卫于是撤换了蒋介石的亲信陈肇英，处分了蒋介石的拜把兄弟欧阳格。11月23日中國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碧云寺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召開「西山會議」，反對汪兆銘左傾，决议“撤除汪精卫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并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不准其在国民政府中任职”^[2]:124-125。

1926年1月4日至19日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由於蔣介石成功迫使國際共產黨讓步，替換了與汪精衛親密、反對北伐的蘇聯駐廣州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等人的職務。事件当天，身为国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因病在家休息，陈公博前来通报才知道广州戒严。汪的威信备受打击，因此十分气愤。3月22日，在汪公館開政治會議，汪精衛等面對的是蘇聯人已經決定讓步的現實。 決議“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汪兆銘以治療糖尿病，5月11日離開廣州赴香港，6月中旬经法國馬賽抵达巴黎乡间，于此隐居直至1927年3月。^[7]1926年7月9日，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由蔣中正擔任總司令，開始國民革命軍北伐。因蔣逐漸與國民黨左派與中國共產黨分歧，力邀汪精衛歸國主持武漢國民政府，11月下旬，汪精卫虽然因盲肠炎刚刚开刀，身体未痊愈，但是依然决定带着陈璧君和曾仲鸣匆忙启程回国。经过柏林时卧床不起，高烧40℃，又不得以返回巴黎。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经德国、波兰至莫斯科，住了5天，会见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然后乘火车至海参崴，再乘苏联邮轮回国。

汪精衛與蔣介石攝於1926年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乘船抵达上海，宋子文前往吴淞口迎接。期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提出“共产党已预备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图指使工人在租界发起暴动，以引起国民党的外交纠纷”。随后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李宗仁、白崇禧会谈，汪精卫表示同意分共，但是在分共的时间和方式上有不同主张，强调党纪法统，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因此被他人称之为“始终袒共”。会上与会人士与汪精卫辩论十分激烈，吴稚晖甚至向汪精卫下跪求其改变态度。4月5日，汪精卫和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试图消除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暴动的疑虑。同日，国民党领导在上海再次开会，汪精卫遭到吴稚晖的臭骂，称他“狗不如”，要他“滚蛋”，为此汪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反共，只是方法不同。李宗仁主张将其软禁，不能放虎归山。宋子文得知后，当天夜里将汪精卫偷偷送到“江丸号”轮”上，4月6日凌晨汪精卫不辞而别悄然赶赴武汉。4月9日汪精卫到达武汉，得到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4月11日，汪精卫在武汉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还在《中央副刊》上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同日，汪精卫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反對蔣中正的清共建議，堅持容共。4月12日，南京的蔣中正與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國民黨元老，由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产党。汪精卫發表講話，痛斥蔣中正的武力清黨行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职，通电讨蒋。蔣中正于是在南京成立了一個新的國民政府，是為寧漢分裂。虽然汪精卫到武汉后言辞激烈，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但却对兴起的工农运动感到恐惧，“当4月中旬，兄弟到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间的广东，也不像十五年间的广东了。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算不得有大资产阶级，共产党所谓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地主、小地主...在实际上界线难定，只是共产党欲利用这个名词捣鬼，將其所欲打倒的，加上一个“大”或“中”字。汪精卫以巩固联合战线、维护工商利益为名，将工农运动称为“幼稚”、“过火”、“越轨”，要加以严厉制裁。4月20日，武汉政府宣布第二次北伐，正面面对张作霖。4月汪精卫决定制裁党内违反本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5月，武汉政府分别颁布法令，保护地主、工商业者，制止工人及店员过度要求，禁止其干预厂店管理。6月，发布通令保护军人家属财产土地。武汉国民党中央还制定了《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自由执行死刑条例》^[1]:73-76。

宁汉之争

1927年6月5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派人送《五月緊急指示》給中共中央，要其「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也給汪兆銘看過。本来想拉拢他，然則引起汪的严重不满，逐开始提防中共。7月13日，中共公開發表宣言退出國民黨。7月15日，汪兆銘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停止職務。8月1日共產黨發動南昌暴動。8月8日，汪兆銘的武漢政府開始逮捕處死共產黨人，實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蔣中正下野，武汉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都南京，汪兆铭亦于9月初亲抵南京，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宁汉正式復合，中國共產黨則將國民黨的團結稱為“寧漢合流”。

1927年9月爆发宁汉战争，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掌握宁方取胜，汪兆銘下野。10月，汪兆銘到廣東否定南京政府。11月，蔣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兆銘北上。11月17日，发生广州张黄事变。11月，汪兆銘在廣東成立政府^[8]:14。12月，國民政府發出討伐廣東令^[8]:14。

1927年12月初，在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请蒋复职，各方紛電促蒋再起^[8]:15。汪受到新桂系攻击。12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葉挺、葉劍英領導下在广州暴动。12月16日，汪辭赴法國。

1929年到1930年间，蔣取得蔣桂戰爭和中原大戰（亦稱蔣馮戰爭）胜利。

1929年9月17日，張發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個師武裝，並發表反蔣通電，要求汪兆銘回國主政。11月汪兆銘回國，聯合桂系共同抗蔣。

閻錫山與汪精衛在北京，1930年9月9日

1930年8月7日，中原大戰期間，在北京召開「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

下野

由於奉系首領張學良發表《巧電》，宣佈東北軍挺蔣中正，造成反蔣陣營失敗，1931年1月1日，汪兆銘在天津宣佈下野。2月，蔣中正软禁胡漢民。5月1日，汪精衛通電中國國民黨海內外各黨部，略謂蔣介石禍黨禍國，「暴橫日甚，言之痛心」，現廣東方面奮起討蔣，「事變至此，宜即依據總章，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解決一切」^{[9]:3825-3826}。5月，國民會議在南京集會，通過訓政時期約法^[8]:22。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8]:22。5月27日，胡漢民派在粵成立“軍政府”^[8]:22。5月28日，汪精衛、唐紹儀、陳濟棠等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並發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宣言》，稱南京政府已成為蔣介石獨裁之工具，廣州「國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當反蔣中正之私，而向於總理之公」，對於軍人，「信賞必罰」，對於財政，「收入支出，一切公開」^[9]:3844。胡又和汪精衛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和兩廣軍人陳濟棠、李宗仁等在廣州成立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與南京國民政府對峙，形成寧粵分裂。5月29日，廣州「國民政府」第一次會議決議：推孫科、汪精衛、古應芬、唐紹儀、許崇智為常務委員，以陳融為秘書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鄧召蔭為財政部長^[9]:3845。粵、桂、胡、汪聯合反叛^[8]:22。9月初，廣州政府開始北伐，然而幾天後九一八事變爆發。11月29日，蔣介石致電汪精衛，請促粵方早息糾紛，從速入京，俾中央全會得以定期舉行，「中正以一人之身，急圖北上，立待全會開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9]:4000。粵、寧合流，合組以孫科為首的政府，蔣中正下野，汪兆銘在野。12月28日，中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第四次會議決議：一、推舉胡漢民、汪精衛、蔣中正、于右任、葉楚傖、顧孟餘、居正、孫科、陳果夫9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葉楚傖為秘書長；二、選任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汪精衛、胡漢民、唐紹儀、張靜江、蔡元培、蕭佛成、鄧澤如、謝持、許崇智、王法勤、李烈鈞、鄒魯、邵元沖、陳果夫、葉楚傖、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閻錫山、馮玉祥、趙戴文、王樹翰、薛篤弼、劉尚清、柏文蔚、程潛、經亨頤、孔祥熙、恩克巴圖、楊庶堪、馬福祥33人為國民政府委員；孫科為行政院長、陳銘樞為副院長，張繼為立法院院長、覃振為副院長，伍朝樞為司法院院長、居正為副院長，戴季陶為考試院院長、劉蘆隱為副院長，于右任為監察院院長、丁惟汾為副院長；三、通過中央政治會議組織原則，推選蔣中正、汪精衛、胡漢民三人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充當會議主席等^{[9]:4026-4027}。

1932年1月7日，汪精衛電南京中央黨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請辭兩常務委員職^[9]:4036。1月9日，新政府成立一旬，行政院長孫科表示獨力難支，是晨自南京到上海，籲請汪精衛、蔣中正、胡漢民入京主持一切^[9]:4038。1月13日，張學良電促蔣中正、汪精衛、胡漢民入南京，略謂：「人望不可以屢辜，時會不可以再逸」，「宜及此政本未搖，余勢猶在之際，集全黨領袖於一堂，奮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則桑榆之效，或尚可收，淪胥之禍，其猶得免。若更分崩離析，或貌合神乖，信用一失，斷難再復。」；蔣介石由奉化抵達杭州，1月14日在杭州對記者發表談話，稱「汪、胡如能推誠入京，余雖身在詬誶之中，為黨為國，也無不樂從其後」，「惟熟審政治之環境，以及最近之事實，實鮮余個人負責之餘地，故不得不仍以在野之身，盡個人職責」^{[9]:4042-4043}。1月16日，陳銘樞自杭州返上海，攜蔣中正致汪精衛親筆函晤汪，轉達蔣促汪赴杭州意，下午汪去杭州晤蔣，商談入南京事，1月17日蔣、汪聯電促胡漢民入北，一同入南京，共支危局，並電孫科稱：「俟展兄（胡漢民字展堂）駕至，即聯袂入京」，「關於一切大計，亦俟商得展兄同意始決定」^[9]:4045。1月17日，胡漢民復電汪精衛，稱血壓未退，非長期休養不可，並稱：「只須中央行責任內閣之職權，貫徹吾黨數月來共同確定之政策，而吾輩在野之身，竭誠為政府之助，則對內對外，自能發展，開一新局勢，以副國人之期望。」；張繼、張靜江赴杭州迎蔣中正、汪精衛往南京^[9]:4046。1月18日，孫科、何應欽等應蔣介石之召飛杭州，蔣介石、汪精衛、孫科、張靜江、張繼等在西湖煙霞洞密商外交、財政、軍事要政，並決定共同入南京；胡漢民電蔣中正、汪精衛，聲明暫不北入南京，稱：「望各矢忠誠，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責任內閣之職權，貫徹其政策。」^{[9]:4047-4048}。1月19日，汪精衛、蔣中正再電促胡漢民入南京，稱：「此值國難嚴重時期，吾輩三人，與其天各一方，遇事不能即時商榷，誠不如同聚首都，隨時獻替，較於黨國有裨。」^[9]:4048。1月21日，蔣中正離開杭州赴南京，臨行對記者談稱：「余此行完全以私人資格入京贊助政府當局，絕不擔任何職務。」，晚宿湯山，汪精衛晚10時亦自上海到南京^{[9]:4050-4051}。1月22日，蔣中正、汪精衛、孫科、張繼、李宗仁、馮玉祥等在南京勵志社開談話會，共商對日外交及財政等問題^[9]:4051。1月23日下午，蔣中正、汪精衛、孫科在南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日方案，至7時始散，晚上孫科及何應欽、朱培德等復在勵志社商談應付目前外交問題，政府要員連日交換意見，均趨慎重，汪、蔣咸主「先行安內，方可攘外」，蔣對陳友仁等之對日絕交主張，認為「只憑一時之快意，不顧國家永久利害」，力持不可^{[9]:4051-4052}。1月24日，蔣中正、汪精衛等在南京勵志社開中政會特委會，討論對日外交問題，主張仍採妥協政策，會議認為陳友仁外交政策，基於隔閡國情，徒為孤注之一擲，決不可行，故毅然不採用，對陳之辭職，經討論決定不予挽留^[9]:4053。1月25日，行政院長孫科在上海分電林森及蔣中正、汪精衛辭職，中國國民黨中央臨時常會決議慰留，居正、張繼、張靜江等晚乘車赴上海挽留孫科^[9]:4054。1月27日，居正、張繼、張靜江等自上海回南京，向汪、蔣報告在上海因孫科拒見，致無結果等情形，中政會決議一致慰留孫科，在孫離職期內，院務暫由副院長陳銘樞代理^{[9]:4055-4056}。

復任行政院長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滬抗戰開始，蔣介石主持中國國民黨臨時中政會，決議：外交部部長陳友仁辭職照准，特任羅文幹為外交部部長，接開中常會臨時會議，決議選任汪精衛為行政院院長，任孫科為立法院院長，孫未到任以前由副院長覃振代理；汪精衛、蔣介石、馮玉祥聯名電張學良、閻錫山入南京^{[9]:4056-4057}。1月29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決定抵抗日本，先遷政府於洛陽，免受敵艦威脅^{[9]:4058-4059}。汪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抗日態度堅決，積極備戰。然而由於指揮不動蔣中正人馬，遂委請蔣中正出山指揮軍隊，自己主政。2月24日，蔣介石、汪精衛、陳銘樞、羅文幹等在南京開會，討論上海局問題^{[9]:4091-4092}。4月7日，國難會議在洛陽開幕，到命會員144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12人，各機關團體代表700餘人，汪精衛致開幕詞，略稱：「國難會議應討論禦侮、救災、綏靖各事宜。」^{[9]:4125-4126}。4月8日，國難會議開第一次大會，由汪精衛代表國民政府作關禦侮、救災、 綏靖問題之報告^[9]:4126。4月17日晨，蔣介石據顏惠慶電陳國際聯盟特委會形勢，與汪精衛在南京湯山俱樂部召羅文幹、陳銘樞、何應欽等商議對策，包括中國最低限度之讓步，「滿洲國」拒顧維鈞出關對付辦法等事項^[9]:4132。4月20日，廣東空軍總司令張惠長抵南京，謁汪精衛、蔣介石，請示擴充空軍^[9]:4134。4月25日，羅文幹、郭泰祺偕英使藍普森晤蔣介石、汪精衛談上海事^[9]:4137。5月26日，郭泰祺昨晚到南京，是日分謁見蔣介石、汪精衛、羅文幹，報告上海停戰協定簽字^{[9]:4161-4162}。5月28日，蔣介石、汪精衛聯名發表通電，稱「救國必先剿共」，對於共產黨「必須以有效的方法抵制它們，必須不顧一切代價去應付它們」^{[9]:4162-4163}。5月29日，汪精衛召羅文幹、蔣作賓及外交委員會委員商外交問題，決定外長仍由羅繼任，郭泰祺擔任駐英公使，日內赴英履任，駐日公使仍由蔣作賓回任^{[9]:4163-4164}。6月4日，財政部長宋子文電汪精衛、蔣介石辭財政部長職，6月5日汪覆電慰留^[9]:4168。6月6日，蔣介石、汪精衛及其他政府要員在南京會商，決議分別覆電慰留宋子文、陳銘樞，勸「以國家大局為重，繼續負責維持」^[9]:4169。6月9日，汪精衛返回南京，6月10日在行政院會議上報告前赴上海挽留宋子文、陳銘樞經過，稱宋允打消辭意，陳須請假略事休養^[9]:4171。6月12日，顧維鈞到南京，6月13日汪精衛在南京召集各部長及顧維鈞開談話會，先由顧報告出關調查經過，然後討論外交問題及國內財政問題^[9]:4172。6月14日，汪精衛、羅文幹、顧維鈞等飛廬山晤蔣介石，商外交、財政及「剿共」事宜^{[9]:4173-4174}。6月18日，汪精衛、宋子文、羅文幹、顧維鈞、王樹翰、曾仲嗚、劉宗杰等自南京同飛北平，往訪國際聯盟調查團，並與張學良協議對日交涉方針^[9]:4177。6月19日，汪精衛、宋子文、羅文幹、顧維鈞等在北平會見國際聯盟調查團交換意見，6月20日繼續會晤，調查團對東北義勇軍及抑制日貨問頗注意，6月22日汪、羅離開北平返南京^[9]:4177。6月2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開會，汪精衛詳細報告東北情形，對日人在東省練兵窺伺關內及在東省之種侵略措置，陳述頗多，會議通過追認國民政府特派蔣光鼐為駐閩綏靖公署主任等多案^[9]:4181。7月8日，汪精衛邀請各地學術專家胡適、陶孟和、丁文江、蔣夢麟等32人在南京集會，討論外交、內政、建設、教育等問題，外交側重對日方針，建設側重財政，教育側重制度經費，7月13日閉會^[9]:4189。7月17日，日軍進攻熱河，汪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張學良出兵抵抗。8月6日，汪公開致電張，宣稱「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願辭去行政院長職務來勸告張同時下野^[10]:356。8月6日，汪精衛以「外交、財政問題諸感棘手」，分別致電中執委會、林森、蔣介石、各院、部長，請辭行政院長職；汪精衛致電張學良，望其辭職以謝國人，並稱：「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憂，正在兄防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職責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蔣介石接汪精辭職電，急電懇切勸挽，內稱：「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國難而來，現在無論有何困難，必須共負仔肩，勉度難關，決不可於國難益加嚴重之際遽萌退志，務望即日返京，照常主持院務。」；蔣介石電請林森慰留汪精衛，並電何應欽、宋子文、朱培德、吳鐵城共同挽勸，蔣表示與汪共進退^[9]:4208。8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執會召開臨時常務會議，討論汪精衛辭職事，一致議決由中執會急電慰留，並派何應欽即日赴上海會同居正代表中央挽留；蔣介石再電何應欽、朱培德促赴上海懇切挽汪回南京，何夜車赴上海，朱8月8日晨赴上海；北平政委會開會，張學良決定辭職，張覆電汪精衛，勸汪「以國事為重，勿輕言辭」，「本人軍、政權將分交平軍分會、政委會」，同日張並電蔣介石請北來主持；羅文幹呈行政院請辭司法、外交兩部長職，表示與汪精同進退^{[9]:4208-4209}。8月8日，汪精衛在上海對記者發表談話，促張學良下野，略謂：行政院院長人選，「于右任、戴傳賢均可，蔡元培來更好」，繼張者「以何應欽、朱培德為宜」，有詢以馮玉、閻錫山如何，汪謂不可，「將予人以口實，增加糾紛」；汪精衛再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堅辭行政院長職，指責張學良治下省份，國家稅收悉截留，兵額中央無權過問；張學良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政院辭北平綏靖公署主任職；張學良覆電汪精衛電請中央罷免本職；蔣介石召見武漢大學校長王世杰，囑轉電蔡元培挽勸汪精衛回南京復職，並派武漢大學教授周鯁生代表赴上海面勸^{[9]:4209-4210}。8月17日，汪精衛回南京，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執委會臨時常務會議，報告辭職經過^[9]:4216。8月21日，汪精衛、宋子文等一行由廬山返抵南京^[9]:4218。8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委談話會決定，汪精衛暫不卸職，俟三中全會再討論，汪在南京主持中政會，由宋子文暫代行政院長^[9]:4219。8月2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開會，汪精衛主席，決議行政院長由宋子文代理^{[9]:4220-4221}。9月10日，林森由南京到上海，勸汪精衛返回南京，9月11日蔣介石又派張群自漢口兼程赴上海，促汪入南京主持政務^[9]:4229。9月12日，中國國民黨中委談話會討論中政會常委代理問題，決定不另推人，在汪精衛未康復前，中政會改開談話會，重要議案電汪請示辦理，次要者待汪病愈返回南京補行簽署^{[9]:4229-4230}。9月18日，曾仲嗚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托，自南京赴上海轉莫干山謁見汪精精衛，商中國國民黨中政會主席問題，並促汪早日返回南京，主持中政會事宜^[9]:4233。9月2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准汪精衛請假二星期，在請假期中，中政會主席由中常委輪流擔任^[9]:4235。9月28日，內政部長黃紹竑奉蔣介石命赴莫干山探視汪精衛疾，並商要政^{[9]:4238-4239}。10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加推朱家驊、居正、陳果夫、葉楚傖、何應欽、賀耀組、黃慕松、朱培德為外交委員會委員，推定汪精衛、宋子文、羅文幹、朱培德、顧孟餘等為常委^[9]:4243。10月7日，宋子文偕諸民誼乘機飛上海徵求汪精衛對《國際聯盟調查團報告書》意見，並促汪入南京主持中樞^[9]:4244。10月1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汪精衛患肝硬化症，准續假三個月^{[9]:4246-4247}。汪、張互訐，結果汪宣佈辭職，10月前往歐洲^[11]:113。

再度下野

1932年10月21日，汪精衛決定赴德國就醫，行政院各部、會長集上海與汪話別，10月22日汪及家屬、秘書等7人離開上海赴歐洲^[9]:4251。12月24日，宋子文電促在德之汪精衛回國，稱：「現在救亡圖存，刻不容緩，吾兄假期屆滿，各方咸渴望吾兄早日回國，領導一切。」^[9]:4285

1933年1月9日，汪精衛在德國柏林杜平根療養院對記者發表談話稱：「中國目前不思與日本正式宣戰」，「中國今日之地位，不足向日本宣戰。」^{[9]:4298-4299}。1月12日，汪精衛在日內瓦發表宣言，略稱：「中國對於暴日侵略，確立交涉及抵抗並行之方針」，「中國始終信任國聯，聽候解決，此為交涉之本旨也。惟在此期間，日本侵略不已，中國為領土主權人民生命財產計，斷難坐受其侵凌，不能不奮起而為正當防衛，此為抵抗之本旨也。」^{[9]:4301-4302}。由於民眾的呼聲，蔣中正請汪回國主持抗日戰爭。汪要求張學良先辭職，蔣中正說服張學良去歐洲考察。3月17日，汪精衛由德國返國抵達上海，宋子文等百餘人往迎，褚民誼持林森促汪返京復職親函迎汪，同日宋電中央及各部、會停止代理行政院院長職^{[9]:4350-4351}。3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通過設立救國飛機捐款籌辦委員會，朱培德、朱家驊等20餘人為委員，汪精衛任主席^[9]:4353。3月25日，孫科、顧孟餘到上海敦勸汪精衛復行政院長職，汪允入南京商量，當晚汪偕孫赴南京^[9]:4355。3月26日，蔣介石上午返抵南京，下午與汪精衛商談今後內政、對日方針，並敦勸汪復職^[9]:4355。3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重要會議，蔣介石、汪精衛、林森、居正、于右任、宋子文、戴季陶、孫科、陳果夫、葉楚傖、李烈鈞等30餘人出席，蔣介石報告華北軍事情況，于右任、孫科提統一全國軍事案，李烈鈞提建設國防與改革內政案，因李案着重於開放政權與集中全國力量禦侮，以事關重大，決定交中常會「從長縝密討論」^[9]:4355。

再復任行政院長

1933年3月29日，蔣介石返回南京後與汪精衛密商對日方針與「剿匪」問題，確定汪復職主持對日交涉，蔣負責全力「剿匪」，是日召開中國民黨中政會議，蔣介石、汪精衛、林森、于右任、戴季陶、孫科等50餘人出席，汪精衛表示復行政院長職，翌日汪向中常會銷假到院視事^[9]:4357。此後汪兆銘主張對日和平交涉，得到蔣中正的支持。5月23日，何應欽、黃郛、黃紹竑聯電蔣介石、汪精衛報告與日方商談停戰情況及其條件，認為：「熟權利害輕重，與其放棄平、津，使傀儡資以組織偽政府，陷華北於萬劫不復，何若協商停戰，保全華北，徐圖休養生息，以固黨國之根基，較為利多害少。」，汪即覆電表示支持^[9]:4401。5月24日，國民政再次召開國防會議討論停戰談判問題，決議要點為：「與對方商洽停戰，以不用文字規定為原則，如萬不得已，只可作為軍事協定，不涉政治，其條件需經中央核准。」，汪精衛將此內容電告何應欽、黃郛，並說明：「此為中央自負責任。」^{[9]:4401-4402}。5月29日晚，黃紹竑抵廬山，即向蔣介石、汪精衛等人詳細報告華北軍事情況及北平軍分會與日方交涉停戰所作處置，蔣、汪贊同華北當局所作決定^[9]:4407。5月31日，中日簽訂《塘沽協定》，11時10分中國代表在一字不改下正式簽署^{[9]:4408-4409}。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塘沽協定》，引發當世對汪兆銘與何應欽所签订的是“賣國協定”的譴責。8月1日，汪精衛、孫科、顧孟餘、陳紹寬、朱家驊、曾仲鳴等自廬山返抵南京，汪在中國國民黨臨時中政會報告廬山會議經過^[9]:4456。8月7日，蔣介石、汪精衛聯名電馮玉祥，促其離開察哈爾入南京，以便宋哲元「得以自由接收察省一切軍政」，8月9日馮覆電拒絕^[9]:4459。8月11日，汪精衛偕鐵道部長曾仲鳴到廬山，與蔣介石、黃郛等商談華北戰區善後、軍隊整編及結束察事等問題，8月14日返南京^[9]:4461。10月1日，汪精衛在上海晤黃郛，促其北返，黃允即日程，並電告蔣介石，當晚汪、黃離開上海往南京^{[9]:4487-4488}。10月4日，全國經濟委員會通告成立，汪精衛、孫科、宋子文就常委職^{[9]:4489-4490}。10月14日，汪精衛偕曾仲鳴、唐有壬赴廬山與蔣介石商宋子文辭職及「剿匪」軍費、福建政局等問題，翌日離開廬山回南京^[9]:4496。

1934年4月11日，蔣介石、汪精衛和黃郛等在南昌商議華北問題及對日外交方針^[9]:4625。

1935年1月21日，黃郛向林森報告華北政務，汪精衛偕同黃郛到軍校見蔣介石，1月24日汪、黃復同赴軍校見，晤談甚久^[9]:4823。1月22日，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表示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銘認為有談判的空間。7月2日，汪精衛因肝病在上海入諾爾醫院治療，行政院務由副院長孔祥熙暫代^[9]:4921。但由於國民黨主戰派的反對，汪兆銘於8月8日表示辭職。8月14日，蔣介石由成都飛抵廬山，電汪精衛往晤，汪遲遲未應^[9]:4943。8月1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議決慰留汪精衛，通過「嚴懲共黨反復」案，凡共黨「自首」或「自新」而復參加共產黨者，一律槍決，或酌處無期徒刑^[9]:4944。8月17日，蔣介石派張群攜親筆函飛青島，促請汪精衛早日返南京，主持政務，汪允即返^[9]:4944。8月19日，蔣介石自廬山飛往南京，張群往見，報告赴青島挽汪經過；汪精衛自青島飛上海^[9]:4945。8月21日，汪精衛自上海到南京，與蔣介石、黃郛會晤，蔣力勸復職，汪表同意^[9]:4946。8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在南京開會，汪精衛、蔣介石均出席，討論汪辭職行政院長及兼外交部長案，決議慰留，下午1時許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以汪允復任事通知各部、會^[9]:4947。8月23日，汪精衛通電復職：卧病月餘，一再具呈中央，懇請辭職，未蒙允准，茲遵照中常會決議，於本日銷假回院視事；蔣介石以汪已復職，離開南京飛成都^[9]:4947。10月15日，蔣介石與汪精衛在南京晤談中央最近政情^[9]:4979。10月16日，日本貴族院議員坂西中將至南京訪汪精衛^[9]:4980。11月1日上午，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南京開幕，汪精衛主席致開幕詞後，在會場外攝影時遇刺，槍傷左頰、左臂及背肋三處，刺客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鳯鳴亦被衛士擊中，當場被捕，次晨孫傷重在南京中央醫院斃命^{[9]:4990-4991}。11月6日，行政院決議，以汪精衛因傷不能執行職務，由副院長孔祥熙依法代理行政院院長，外交部部務由政務次長徐謨代拆代行^[9]:4995。

辭職療養後回國

1935年12月1日，汪精衛電國民政府辭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兼職^[9]:5016。汪被救後前往歐洲療養。後來執行對日妥協政策的外交部常務次長唐有壬又遭暗殺。

蔣在西安事變之後加強抗日而減緩內戰，聲望大增，并受到苏共及中共支持。1937年1月12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主席汪精衛回國，抵香港發表談話稱：「西安事變善後，楊虎城自應聽命中央。」^[9]:53381月14日，汪精衛乘德輪抵上海^[9]:5339。1月18日，汪精衛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周演說稱，對外願本兩利原則與任何國家攜手，對內不得有兩種政府與軍隊^[9]:5342。1月22日，汪精廣播講演《怎樣救亡圖存》，謂「不特中國目前實行共產可以亡國，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縱，也足以引起大亂，而至於亡」^[9]:5346。1月24日，汪精衛與蔣在溪口商談外交與內政方針，議定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於2月15日如期舉行^[9]:5347。2月15日，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日语：川越茂）首次訪問中國國民黨中政會主席汪精衛，談三中全會情形^[9]:5367。

抗戰時期

汪兆銘於南京國民政府前，匾額刻有「忠孝 仁愛 信義 和平」。

1941年汪兆銘接待一些德国纳粹党员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汪兆銘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中正。

另據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记载：

此后的汪兆銘主張对日本親善，主張「和平運動」，主要的論點為：

（一）中國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在徹底失敗之前以談判實現和平將更為有利；

（二）他曾和蔣中正有過談判經驗，因此認為蔣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關心日占區人民的利益，認為日占區需要照料；

（四）根據汪兆銘的助手周佛海说，如果蔣贏得了這場戰爭，那麼汪和日本的協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蔣不能獲勝，那麼協定還可以限制日本的行為^[12]。

1938年8、9月間，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與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日语：松本重治）在香港談判，日方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支持汪兆銘的和平運動。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宣佈了一項包含了六原則的“亞洲新秩序”聲明：

（1）東亞的永久和平；

（2）善鄰友好和國際正義；

（3）聯合防共；

（4）經濟合作；

（5）創建新文化；

（6）世界和平。

12月19日，汪兆銘向國民政府申請護照，借道雲南前往越南，主張與日軍媾和。蔣發電報給香港《大公報》張季鸞，希望輿論對汪寬留餘地。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表示以下幾個條件的基礎上和一個新的中國政權調整中日關係：

（1）親善友好：日本對中國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

（2）按照軸心國之間，反共產國際協定之同樣的精神，共同防共；

（3）經濟合作，日本一方絕無壟斷中國經濟的意圖。

汪兆銘響應近衛聲明，離開重庆出走至越南河內，發表艷電，主張中止抗戰^[8]:38。12月29日，汪兆銘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和電報（29日電報代碼為「艷」字），是為「艷電」，電文稱：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以「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蔣回重慶，嚴詞駁斥汪電^[8]:38。然而由於近衛內閣數天後（1939年1月4日）突然辭職，以及雲南軍閥龍雲并未支持汪兆銘，和平運動失败。

參加大東亞會議時的汪精衛（左三）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兆銘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3月，汪兆銘和他身邊的重要幹部，在河內多次遭到蒋介石派人刺殺，由于刺客误把曾仲鸣当作汪精卫杀死，汪精卫才躲过一劫。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影佐祯昭（日语：影佐禎昭）大佐和议员犬养健前往河内將汪營救，5月8日汪抵上海，在江湾土肥原公馆与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会谈。5月31日，汪精卫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十一人，乘日本海军飞机，在矢野征记、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日语：清水董三）等陪同下，由上海飞抵东京。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为此于6月5日作出决定要求汪精卫在建立中央政府时，与临时、维新政权合作，其政府组成及地方自治，不得违反日本的既定方针。汪精卫欲召开国民党大会不得在南京举行。采用青天白日旗须在旗的上方加上一个三角形黄布片，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汪精卫政府应以日、满、华睦邻结合为指导方针。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6月10日至18日，汪精卫分别会见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日语：石渡荘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日语：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衛文麿。其中在与板垣征四郎交涉中，板垣征四郎毫无退让使，与会的影佐祯昭适时对其恫吓，汪精卫因此倍感沮丧，后不得不妥协^[2]:786-801。6月24日，汪精卫离开日本后抵达天津，27日抵达北京会见华北日军司令官杉山元，后与临时政府王克敏会面。6月28日，汪精卫由天津回到上海，次日，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内务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会谈，双方在政府合并问题上矛盾重重。7月5日，汪精卫与梁鸿志在南京进行第二次会谈，汪精卫通过拉拢陈群与任援道，许诺成立中央政府后二人可官任原职，从而分化了维新政府，使二人转而支持自己。7月11日，梁鸿志、王克敏在青岛大陆饭店接见新闻记者团时分别表示对汪精卫“全力协助之重大意志”。三方就“反蒋、反共、亲日”达成一致。虽然，三方会谈取得进展，但是日本海军特务机关首席武官野村直邦（日语：野村直邦）中将对此却有悲观看法，“最近汪精卫的活动终于使一般民众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失望和怀疑正在深刻化。一般民众对汪精卫派已经失去了信任，所以由衷欢迎和平的人一个也没有。”他还指责汪精卫说：“最近汪派的活动，事实上不仅不能促进全国的和平，而且正在和平运动各派内部制造分裂。”^[2]:803-814

1939年9月28日至30日，汪精卫以中国国民党的旗号，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秘密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9日上午第一次大会，周佛海主持通过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包括：修改党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29日下午第二次大会，汪精卫担任会议主席，通过：修订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国民党基本政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指派中央执、监委员，连同党外人士，组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30日上午第三次大会，选举中央执、监委员，并通过大会宣言。大会宣言着力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批判，认为中共“假借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借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借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为中华苏维埃，使永为苏联之附庸；假借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 认为蒋介石“所可怪者，蒋同志阳则受其（指中国共产党）拥护，阴则供其利用……当此国家存亡系于一发之际，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一切同志不见容于共匪者，即不见容于蒋同志。驯至关系国家存亡之和战问题，不取决于大会所明示之方针，不取决于同志之建议，而取决于共匪之颐指气使，以是之故，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 大会决议解除蒋介石总裁一职。会议中，一些与会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戴策等在看到职员名单中有卢英的名字，认为该人是汉奸，要求与汪精卫见面。周佛海代为接见，表示卢英是否是汉奸后世自有定论，但其为汪精卫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出力甚多，不应因此排除在外。其他诸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人亦被认为是汉奸，引发会场骚动。李士群亲自带枪与荷枪实弹的士兵入场对有异议的人进行威胁，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汪精卫圆场表示有意见的代表可在会后和他个人交流。在闭幕词中，汪精卫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污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 。9月1日，在汪精卫《致海内外诸同志通电》中说：“综括宣言所示，非根绝赤祸，无以维持国内和平；非与日本协力，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非与各国增进友谊，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惟有一比较简易可行之方法，如前方之武装同志能揭示和平、反共、建国之主张，则既可保其原有之兵力与未失之土地，又可外与吾人之和平运动相呼应，内以促独裁势力与共产势力之没落，为效之捷，莫逾于此。”^[1]:202-206

1939年11月1日，汪精卫派周佛海为首席代表，协同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等人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后改为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与日本人会谈，林柏生、陈公博后来参加，汪精卫本人没有出席。日本方面首席代表为影佐祯昭，其他人包括犬养健、须贺彦次郎（日语：須賀彦次郎）、谷荻那华雄（日语：谷萩那華雄）、扇一登（日语：扇一登）、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人。会议开始前，日本兴亚院（日语：興亜院）在内政、军事、经济等方面已经为会议定下了极为苛刻的条件。第一次会议上，日方提出《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会谈中，日方要求新政权承认满洲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层设置政治顾问、技术顾问和职员，由日本人担任；在自然科学技术、财政、经济方面，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专家当顾问，其直属机关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在地方政府设置与日本军队协商事项的交涉专员，在必要的地区的军队中配备日本军事专家，关税收入、统税、盐税等以“保管”和“战争中的特殊情况”为名控制在日方手上，部分要分给蒙疆和华北，日方以“最大的诚意” 借款4000万元给汪精卫政府，拒绝汪精卫开放长江、使用京沪铁路的要求。汪方代表表示应坚持近卫声明、1938年11月上海会谈记录，1939年6月东京会谈约言为讨论基础，不应超出这三者。会议关键为1938年11月上海会谈记录，汪精卫出走重庆就是根据其中达成的协议，他认为日本方面一定会遵守其中的承诺。但是日方认为该文件由两名陆军军官签署，对日本政府没有约束力。日方遵循的是10天后11月30日御前会议出台的《日华新関係調整方針》，而该方针则大大超出了上海会谈的条件。会后，汪精卫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报告，看过《要纲》后流着对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他还給影佐写了一封信：“ 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定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此拟定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则任命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议东亚问题。”^{[1]:211-214[13]}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與日本合作^[14]建立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兆銘政權，取消華北的王克敏和長江下游的梁鴻志政權。3月26日，汪出任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

病逝

1943年汪兆銘曾經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參與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年底，汪兆銘的健康惡化，1944年3月赴日治療。11月10日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今名古屋大学）醫院去世。11月23日遵其遺願，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死因

汪兆銘雖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說法：一說10年前汪兆銘被铁血锄奸团成員刺杀受伤，子弹深陷體內，無法取出，铅毒逐漸扩散，終至藥石罔效；不過張學良之調查則指出，當時所使用之子彈為鋼彈而非鉛彈。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訪問汪氏子女後写的書支持病死之說。一說是其妻陈璧君誤信西醫才造成汪兆銘病死。另一說則是汪兆銘遭日本軍下毒謀殺，但被汪兆銘長女汪文惺、女婿何文傑斷然否認^[15]；何文傑表示汪精衛患的是“多發性脊骨瘤腫”^[16]。

身後墓地

日本投降後，1946年1月21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奉命將汪墳炸毀；打开棺木時，见汪精衛的遺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遺体尚未腐烂^[17]。汪精衛遺體被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骨灰被抛到长江里。1994年，原汪墓所在的梅花山顶放置一座汪精衛跪像^[18]，因被游客吐痰便溺污秽不堪，于1997年被移走。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紹興市市區挖出一個汪精衛跪像^[19]，上刻有「汪逆精衛」四字。

身後評價

正面评价

汪兆銘為朱執信先生撰並書的墓表，位於廣州先烈東路。

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中日戰爭史專家約翰·亨特博伊爾在《中日戰爭時期通敵內幕》一書中稱：汪政府和法國維希政府相似，“當他們認為軸心國會取得勝利時，他們設法為自己的國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較為有利的地位。當戰爭勝利誰屬已經沒有把握的時候，他采取哄騙、拖延的辦法來避開日本的勒索，並且多少為自己的管轄區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走投無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對汪政權的勢力重視起來，“汪就越來越有可能為同胞爭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敵軍進攻。在享有中國物產和資源方面同日本人競爭。在汪看來，簽訂一些協定和條約，都是一種競爭的方法。一旦戰爭結束，假如同盟國獲勝，反正這些條約也不過是一堆廢紙而已。”“汪出走時留函給蔣說：從此以後他要挑起較重的擔子，讓蔣挑較輕的。究竟這封信有沒有感動過蔣則很難說，但是汪在此後六年的余生裏，的確是挑起了很重的擔子，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20]

抗日名將李宗仁在《李宗仁回憶錄》一書中稱：說一句公道話，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他投敵後，向與其淵源最深的將領，也未嘗作片紙只字招降，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五戰區內第十一集團軍司令黃琪翔。大義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21]

抗日名將張發奎曾經負責接收廣東地區，他說：我沒有聽到廣州民眾對汪偽政府的抱怨或抨擊，也沒有廣州民眾對偽政府懷抱惡感的印象。……無論廣州抑或上海，這些偽府政要都是汪精衛的追隨者，他們鼓吹所謂的“和平”，其叛國理由就是“中國打不過日本”，汪精衛組織偽府就是基於這一理念。事實上，日本人並不是平等對待他們，他們充當了傀儡。然而他們宣稱，即使他們僅僅是傀儡，也要為老百姓爭回一點權益。我沒有見到偽府在廣東壓迫民眾的任何證據。^[22]

负面评价

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第56章时，评论道：“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他）比敌人还更可恨”。重慶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曾于1946年炸毁位于南京梅花山的汪墓，取出汪精卫遗体重新火化并使用鼓风机吹散其骨灰。^[23]。

陳寅恪：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毛澤東：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大會，並發表題為《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的演說。這篇演說在建國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改題為《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汪精衛集團於1939年12月30日於日本秘密簽訂了旨在出賣民族利益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1940年1月，這件事被揭露後，中共中央於1月28日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的黨內指示，指示各地應普遍舉行民眾大會，掀起全國反投降、反漢奸、反磨擦的熱潮。於是，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大會於2月1日召開。

妻子辯護

汪兆銘為烈士王昌題之墓碑，位於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在汪兆銘死後，其妻陳璧君在法庭上為汪的責任與行為辯護：「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領導無力護民，國土淪喪，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於鐵蹄下，這是蔣中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有那一吋國土是汪先生賣去日寇的？反而重慶統治下的地區，汪先生從未向一將一兵招降。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險，忍辱負重，在敵前為國民生存謀福祉，每天生活在敵人槍口下，這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與日本人往還。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24]

汪兆銘與蔣中正

部份史料與說法指出，汪兆銘出走河內，與日本人和談，此事是由蔣中正策劃（戴笠與汪兆銘政權之間的緊密連繫，也被當成這個說法的重要旁證之一^[25]）。這個說法，主要來自汪兆銘的幕僚胡蘭成，以及馮玉祥。

家庭

汪兆銘与陈璧君夫妇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为：^[26]

• 長子：汪文嬰（1913年－2011年）曾留學德國學習政治經濟，後來任汪精衛政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軍需處處長。晚年定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27]


• 長女：汪文惺（1914年－2015年）早年在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學習，後來在香港任教於多所小學。退休後定居美國新澤西州。^[27]


• 次女：汪文彬（1920年－2015年）曾任印度尼西亞政府醫藥部門高級主管，後來在印度尼西亞當修女。^[27]


•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為父親汪精衛整理文稿，後來任香港大學教育系教授。^[27]


•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來在香港從事橋梁建築工作。^[27]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延伸閱讀

• 
  最新支那要人傳，東京：朝日新聞社，昭和16年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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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语录上的相关摘錄： 汪精衛

• 余英時：〈以史推解汪精衛心境演替〉^{[永久失效連結]}（2012）


• 李國祁：〈民國十四年汪精衛的爭權〉。


• 林思雲：《真實的汪精衛》


•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 林思雲：《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 2000年5月2日


• 高伐林：《羅列河內刺殺汪精衛事件疑點——訪談札記》


• 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


• 張有朋：《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絕世祕密》

查 论 编 中華民國政府首腦 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 司法院院長 考試院院長 監察院院長   北洋政府（1912–1928） 國務總理 1912–1914 唐紹儀 → 陸徵祥（代） → 陸徵祥 → 赵秉钧（代） → 赵秉钧 → 段祺瑞（代） → 朱启钤（代，未就任） → 段祺瑞（代） → 熊希齡 → 孫寶琦（代） 政事堂國務卿 1914–1916 徐世昌 → 陸徵祥（代） → 陸徵祥（二次） → 徐世昌（二次） → 段祺瑞 國務總理 1916–1928 段祺瑞（二次） → 伍廷芳（代） → 李經羲 → 江朝宗（代） → 段祺瑞（三次） → 汪大燮（代） → 王士珍 → 錢能訓（代） → 段祺瑞（四次） → 錢能訓（代） → 錢能訓 → 龔心湛（代） → 靳雲鵬（代） → 靳雲鵬 → 薩鎮冰（代） → 靳雲鵬（二次） → 靳雲鵬（三次） → 顏惠慶（代） → 梁士詒 → 颜惠庆（代） → 周自齊（代） → 颜惠庆 → 王寵惠（代） → 唐紹儀（未就任） → 王寵惠 → 汪大燮 → 王正廷（代） → 張紹曾 → 李根源（代） → 高凌霨（代） → 孫寶琦 → 顾维钧（代） → 顏惠慶（二次） → 黃郛 → 不設國務總理 → 許世英 → 賈德耀（代） → 賈德耀 → 胡惟德（代） → 颜惠庆（三次） → 杜錫珪（代） → 顾维钧（代） → 顾维钧 → 胡惟德（代） → 潘復   國民政府（1928–1948） 行政院院長 1928–1948 譚延闓 → 宋子文（代） → 蔣中正 → 陳銘樞（代） → 孫　科 → 汪兆銘 → 宋子文（代） → 孔祥熙（代） → 蔣中正（二次） → 孔祥熙（代） → 王寵惠（代） → 孔祥熙 → 蔣中正（三次） → 宋子文（代） → 宋子文 → 蔣中正（代） → 張群   行憲政府（1948年至今） 行政院院長 1948年至今 中國大陸時期 1948–1949 翁文灝 → 孫　科（二次） → 何應欽 → 閻錫山 遷台後戒嚴時期 1949–1987 陳誠 → 俞鴻鈞 → 陳誠（二次） → 王雲五（代） → 嚴家淦 → 蔣經國 → 徐慶鐘（代） → 孫運璿 → 俞國華 解除戒嚴後 1987年至今 李煥 → 郝柏村 → 連戰 → 蕭萬長 → 唐飛 → 張俊雄 → 游錫堃 → 謝長廷 → 蘇貞昌 → 張俊雄（二次） → 劉兆玄 → 吳敦義 → 陳冲 → 江宜樺 → 毛治國 → 張善政 → 林全 → 賴清德（現任）

查 论 编  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 南京臨時政府 外交部外交總長 王寵惠 北洋政府 外交部外交總長 陸徵祥 → 胡惟德（署理） → 梁如浩 → 陸徵祥 → 曹汝霖（代理） → 孫寶琦 → 陸徵祥 → 曹汝霖（署理） → 唐紹儀（未到任） → 陳錦濤（代理） → 夏詒霆（代理） → 伍廷芳 → 汪大燮 → 陸徵祥（未到任） → 陳籙（署理） → 顏惠慶 → 顧維鈞（署理） → 王正廷（署理） → 施肇基（署理） → 黄郛（署理） → 顧維鈞（署理） → 沈瑞麟（署理） → 顧維鈞 → 王正廷 → 唐紹儀（未到任） → 沈瑞麟 → 王正廷 → 顏惠慶（署理） → 胡惟德 → 施肇基（未到任） → 顏惠慶（署理） → 蔡廷幹（署理） → 顧維鈞 → 王蔭泰 → 羅文榦 國民政府 外交部部長 胡漢民 → 陳友仁（代理） → 高承元（代理） → 伍朝樞 → 黄郛 → 王正廷 → 施肇基 → 陳友仁 → 羅文榦 → 汪兆銘 → 張群 → 王寵惠 → 郭泰祺 → 宋子文 → 蔣中正 → 王世杰 行憲後 外交部部長 王世杰 → 吳鐵城 → 葉公超 → 黃少谷 → 沈昌煥 → 魏道明 → 周书楷 → 沈昌煥 → 蔣彥士 → 朱撫松 → 丁懋時 → 連戰 → 錢復 → 章孝嚴 → 胡志強 → 程建人 → 田弘茂 → 簡又新 → 陳唐山 → 黃志芳 → 楊子葆（代理） → 歐鴻鍊 → 楊進添 → 林永樂 → 李大維 → 吳釗燮